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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不同标准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存在差异性，导致银行信息披露内容碎片化、可比性较差。数据质量不高，特别是碳排放数据主要依赖企业客户自行申报，真实性难以验证，导致数据测算不够精准。此外，信息披露形式化问题突出，部分报告侧重宣传成绩，回避实质性风险(如高污染行业贷款等)。”谈及银行ESG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，威海银行绿色金融部负责人刘宁向中国证券报记者直言。

　　范围扩大、颗粒度细化已成为银行ESG信息披露的显著发展趋势，但其总体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。单以碳排放信息披露来说，剖析银行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可以发现，多数银行披露了自身运营层面的碳排放数据，但在披露范围与指标一致性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。

　　这背后是银行解不开的现实难题：从执行层面看，ESG数据采集涉及多个业务系统，而中小银行科技投入不足导致数据整合困难；从管理层面看，ESG管理跨部门协调成本高，与银行传统风险管理体系未能有效衔接；从市场层面看，投资者对ESG价值的认知有限，市场尚未形成稳定的ESG溢价。这些都削弱了银行披露ESG信息的积极性。专家认为，银行需从制度建设、管理实践和能力提升等维度着手，推动ESG信息披露从“形式披露”到实质管理的转变。

　　披露范围与指标口径差异大

　　走进工商银行北京市丰台区国金大厦附近的一家网点，记者发现大屏幕滚动播放着这家网点每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用电量。“我们每天统计碳排放量，每周汇总给支行。”网点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　　该网点是银行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总行报表下沉至一线网点，让其具象化的生动缩影。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认为，2024年是我国可持续披露规则的“本土化元年”。众多银行发布的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质量均较上年有所提升，但仍有改善空间。谈及主要问题，多位国有银行及城商行人士提到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、数据可比性待加强。

　　以银行本身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为例，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，范围1是指由公司直接产生的碳排放；范围2是指公司通过购买能源间接产生的碳排放；范围3是指公司价值链中发生的间接碳排放，包括员工商务旅行、垃圾处理等碳排放。根据相关指引，披露主体应当核算并披露报告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。披露主体应当披露温室气体范围1、范围2的排放量，鼓励有条件的披露主体披露温室气体范围3的排放量。

　　翻阅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可以发现，银行对相关数据的披露口径说明不足，且披露范围不一致。尤其是对于范围3，有些银行未披露数据，那些披露数据的银行排放源差异较大。

　　例如，工商银行披露的2024年排放范围1为9.96万吨CO2，包括燃料煤、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汽柴油等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；范围2为177.6万吨CO2，为电力和外购热力及冷量导致的间接排放。其未公布范围3的碳排放数据。

　　农业银行披露的2024年排放范围1为16.53万吨CO2，包括发电机、锅炉、燃气灶具的固定源排放，车辆的移动源排放；范围2为197.36万吨CO2，为外购电力和热力的间接排放；范围3为0.40万吨CO2，为城市用水的间接排放。

　　中国银行披露的2024年排放范围1为7.73万吨CO2，包括汽油、柴油、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燃料油、煤等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；范围2为113.83万吨CO2，为外购电力和热力隐含的间接排放；范围3为1.16万吨CO2，包括废纸、办公垃圾及餐厨垃圾处理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。

　　此外，交通银行、兴业银行、浦发银行等未公布范围3的碳排放数据。

　　数据收集与指标量化存难点

　　“银行业务链条长、涉及面广，ESG相关数据涵盖碳排放、能源使用、供应链管理等诸多维度，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、系统中，缺乏统一的收集渠道和标准化处理流程。特别是间接环境影响(如融资项目的碳排放)更是难以准确计量。”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，对比银行内部的碳排放数据，企业客户碳排放数据的收集与计量难度更大。

　　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，碳核算和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，但目前碳排放数据的收集、核算和披露仍存在技术难点和数据不透明的问题。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建立完善的碳核算体系，并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规范性，是一项重要任务。

　　“由于信贷客户大部分是非上市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，客户信息的可获取性较差，导致建立ESG评级指标体系比较困难。以往银行给客户做尽调，录取的大部分是财务数据，非财务数据录入较少。随着数据治理的推进，银行花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让企业补充这些非财务数据，不断提高数据披露质量。”江苏银行绿色金融部人士说。